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舞蹈得到长足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舞蹈迎来了百废待兴的春天,取得了丰硕成果。在社会转型时期,对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少数民族舞蹈创作与表演的实践进行总结,对于促进我国少数民族舞蹈事业在新世纪的辉煌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我国少数民族舞蹈创作在近半个世纪中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戴爱莲和康巴尔汗为代表。我国具有悠久的舞蹈文化历史,但是对悠久的少数民族舞蹈的真正挖掘,却是近现代以来的事情。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在我国西北高原上掀起了向民间文艺学习的热潮。在“讲话”精神鼓励下,归国华侨戴爱莲和留苏舞蹈家康巴尔汗率先对我国边疆少数民族舞蹈进行了挖掘与整理,使默默无闻的边疆舞蹈登上了历史舞台。
戴爱莲创作的代表性舞蹈有《苗家月》、《瑶人之鼓》、《巴安弦子》、《青春舞曲》等。戴爱莲是我国首先将德国表现主义舞蹈创作方法与民族舞蹈创作相结合并具体运用于民族舞蹈艺术创作实践的舞蹈家。康巴尔汗是维吾尔族舞蹈家,她以端庄、典雅、细腻的表达方式,将维吾尔族舞蹈典型风格推向极致,将传统维吾尔族舞蹈提升为现代维吾尔族舞蹈艺术。
第二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一段时期是我国少数民族舞蹈艺术事业向上发展的时期。少数民族舞蹈开始从民间走向都市剧场,掀起了第二次学习少数民族民间舞蹈的热潮,出现了大批少数民族舞蹈精品,赞美新生活、歌颂劳动人民成为那一时代的主旋律,并贯穿于少数民族舞蹈创作与表演活动中,代表作品有冷茂弘编导的《快乐的啰嗦》、陈翘编导的《草笠舞》、《喜送粮》等。编导手法有了很大提高,注重从日常生活动作中整理挖掘创造舞蹈形象,如冷茂弘挖掘整合的彝族“瓦子嘿”动作、提炼出小步跳跃和小腿划圈、甩手的舞蹈动作,表现了翻身奴隶心欢畅的时代精神。陈翘敏锐地捕捉到海南黎族人特有的心理活动及形体动态进行舞蹈创作,提升了黎族舞蹈的艺术表现力。除了编导创作之外,舞蹈表演艺术家的二度创造也成为那一时代值得骄傲的事情,如刀美兰的《水》,已脱去了乡土民俗外衣,成为真正的城市舞台艺术精品。该作品符合逻辑的舞蹈结构和刀美兰的旋转盘头动作,成为使人难以忘却的亮点。崔美善的《长鼓舞》创造出了雕塑般的美感。莫德格玛的《盅碗舞》以独有的碎步和碎抖肩的艺术表现,反映了马背民族特有的生活理念和审美情趣。阿依吐拉的《摘葡萄》,以她华彩性的技巧、稳重的舞步、弹性的舞姿及精细入微的表演,展现了维吾尔族姑娘的情感与精神面貌。
第三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至今,这一时期是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发展最为活跃的时期,有众多作品问世,也有众多舞蹈新秀脱颖而出,其中产生了一些优秀舞蹈之作。在这一时期,少数民族舞蹈也走过一些弯曲的坎坷之路。比如:风格性突出的少数民族舞蹈动作不再那么重要,可以任意由人切割、组合、异化,不择手段,旨在探索所谓人性,而无视于民族舞蹈风格的存在。不过,在这个时代也出现了新的舞蹈结构,如心理式结构、意识流结构、电影蒙太奇结构等。舞蹈编导开始注重从民族文化深层底蕴中,寻找富有舞蹈精神的素材,其代表作品为马跃的《奔腾》、孙龙奎的《残春》等。马跃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借《奔腾》舞蹈充分表现出来,真正实现了中国舞蹈艺术追求的终极目标——“意境”的理想。“意境”是最具中国民族特色的美学观念,舞蹈意境是借助中国古典美学范畴,运用独特的表现载体表现情景交融、虚实统一,表现宇宙生机和人的生命样式,使审美主客体的身心超越感性与现实具体,进入“无形无象”的艺术境界。马跃的《奔腾》精妙于通过舞者做“马步”、“抖肩”、“跳脚”等动作和对电影慢镜头表现手法的运用,深刻表现了马背民族粗犷、剽悍、豪放、乐观的性格与热爱大草原的民族感情,从而构成了舞蹈意境。它具有长久生命力,令人百看不厌,所产生的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令人叹为观止。孙龙奎的《残春》根据朝鲜族舞蹈的呼吸韵律,加上编导充满想象力的链接,将呼吸动律与人的自然体态融洽结合,形象地表现了人在波涛起伏的海面上下颠簸的姿态,从而揭示了人的跌宕起伏的命运,表现了民族的精神气质,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到21世纪,有大批杰出的少数民族舞蹈编导涌现,其代表人物为丁伟、苏自红、色尕、陶春等,他们是卓有成绩的中国少数民族舞蹈编导,创作了不少富有生命力的民族舞蹈艺术作品,可以说他们的成功大多指向了对“意境”的追求。如苏自红、色尕编创的《红河谷一序》,充分体现了老庄提倡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美学理想,受到广泛好评。《红河谷一序》为藏族男子群舞,苏自红和色尕以实现“意境”作为该作品的独立品格,具体表现在对群舞的造景与造意方面。群舞的虚景与主要人物的写实表现,使舞蹈呈现了渺远的意境,群舞以不断流动的队形、连绵起伏的造型虚拟出高山峻岭、森林峡谷,以不同形状的流动线表现弯曲的江河和奔跑的牦牛。主要人物阿爸和小战士的扮演者做着各种带有戏剧情节的动作,其写实动作与不断流动变化的群舞动作以及点、线、面的对比和动静呼应的动作,构成了虚实对比的场面,营造了不可言喻的“大音希声”的美妙。陶春这位生活在西南边陲的少数民族舞蹈家,经常以令人拍案叫绝的舞蹈作品引起社会关注,如他在第六届电影金鸡百花奖晚会编创的进出于舞台与银幕之间的幻化舞队、弹着大三弦的撒尼人舞、在全国少数民族舞蹈比赛中获得三人舞惟一金奖的《小伙、四弦、马樱花》以及全国获奖的《牛角梳》等,从不同层面反映了他跃动的创作思维和新奇的想象营造出的舞蹈意境。陶春创作的最大特点,是运用不同民族舞蹈语言来反映不同民族的性格及精神气质。从他的作品系列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创作的亮点在于每部作品体现出“大音希声”之美,以及老、庄所强调的天然去雕琢的自然朴实之美。
从我国少数民族舞蹈创作的实践来看,其成功经验是:少数民族舞蹈除保持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外,还彰显出鲜明的当今时代的审美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