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在中国已运行了十几年,并在各方面逐渐走向规范化、法制化、诚信化,对艺术生产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诸如在音乐、美术、电影、电视、文学方面的影响更大一些。相比之下,舞蹈艺术生产受市场经济的冲击要小得多。说得更明确一些,至今为止,舞蹈界只有极个别的几个单位开始按市场规则组织艺术生产,而其他绝大部分省、市、地级歌舞团基本上一直处于“冬眠”状态。有时受“政绩”工程、“获奖”工程利益驱动,搞一台晚会或创作一部舞剧,有一个短暂的活跃期,然后又进入“冬眠”状态。 究其原因,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一切责任推到各级领导身上,或怪罪舞蹈界有些,低能”。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
笔者认为首先是体制问题。经济基础发生了并正在继续深刻地发生着变革,而上层建筑的文艺体制改革的步伐非常缓慢,实际上基本上停留在计划经济“吃皇粮”阶段,难以“刺激”艺术生产的发展。因此,我认为歌舞团体的体制改革应放在优先位置加以研究,进行多元化的试点,并逐步推广那些在实践中被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成功的经验。
其次是我们自己没有主动调查研究市场动态,不去调查研究我们的服务对象—广大观众的精神需求。因而导致既不能占领市场,又不能吸引观众的被动局面。
实际上,粗略分析我们的市场,无非是两大市 场,即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国内衣场月前还有舞蹈一席之地的主要原因是部分大、中城市的剧场和旅游点(如深圳、西安、北京、广西等)。由于演出票价,剧场设备,如舞台、灯光等限制,舞 蹈剧场艺术基本上与广大工农观众无缘。令人感到欣慰的是群文系统的文艺工作者倒是在工厂与农村中 占领部分市场,而且有的做得还不错。
国际市场方面(指的是商业性的演出),我们只有极个别剧目或个别团在国外演出获得了真正的成功。但即使这样,与中国商品在国际上一样,基本属于中、低档水平。还没有具备“创名牌”或有极强竞争力的作品,特别是大型舞剧。当然也更谈不上出现一个被世界承认的着名舞蹈编导。换句话说,无论是我们的舞剧(舞蹈)作品,还是我们的舞蹈编导,在国际文化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而我认为恰恰在这方面中国具备相当大的优势。其一,我们有世界上独一无二、历史悠久、丰富多样的舞蹈文化资源,在这一方面,其他世界闻名古国,如印度、埃及、希腊都很难与我们相比;其二,我们有大量经过严格训练的、水平很高的舞蹈表演人才;其三,我们已经出现了一批积累相当丰厚的创作经验、文化素质比较高的舞蹈编导,他们已经具备了一些“走向世界”,在国际舞台上“叫板”的基本条件。我坚信只要我们善于学习世界先进文化的经验,认真研究、吸收国际、国内一切有益的创作思想、理念和方法,我们也会出现在国际舞坛上“叫响”的“名导”和有竞争力的舞剧、舞蹈作品。
关于舞蹈作品的观赏性、艺术性、思想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统一的问题,本身就是个很大的问题。首先,因为对“三性”中的每一“性”本来就没有什么统一的客观标准可言,而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我们在各种评委会以及同行之间交换意见时,就经常会遇到对同一个作品有不同的评价。有的赞不绝口,有的却说得一无是处。更何况广大观众因审美情趣、文化素质、生命感悟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别,而必然会出现褒贬不一、各持己见的现象。当然也经常有专家认同而观众不买账的事情发生。我认为这都是属于“艺术民主”范畴之内的正常现象。我在这里想谈一谈自己关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三性”的一个纯属个人的看法,仅供大家参考和批评指正。
任何市场对产品的第一要求是产品的质量。没有质量就没有竞争力,没有质量就休想占领市场。艺术市场也首先要靠作品的艺术质量才能打开销路,才能赢得广大观众。因此我认为对一个作品来讲,艺术性是最根本、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其次是观赏性,再其次是思想性。我们不谈远的,就说舞蹈界近一年来的几件大事。一件是舞剧《大梦敦煌》和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荣获国家精品工程奖。另一件是张继钢的《千手观音》获得CCTV春节晚会最佳作品奖。还有就是杨丽萍的《云南映象》轰动全国,取得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的可喜可贺的成就。冷静下来思考上述四个作品,主要是靠其本身的艺术质量、艺术品位,也就是艺术性而取得成功的(当然不能说它们没有思想性和观赏性)。我们可以注意到这四个作品在思想性方面都不是属于“主旋律”范畴,但都从不同的角度去弘扬民族文化及其丰富的人文内涵。或者可以说凡是艺术性较高的作品一般都会具备相当的思想性和观赏性。而就我个人创作经验而言,艺术性本身已经包括了作品的思想性和观赏性。在我看来一个舞蹈作品的艺术性应包含编导的创意、选材、结构、语言设计、舞美设计(包括布景、服装、灯光等)、形象的塑造等(音乐作曲基本上不是编导的事,故不在这里谈)。其中前三者是属于精神创作阶段,而后三者则是物质创作阶段。前三者可能更多地与作品的思想性有关,而后三者则更多地呈现作品的观赏性。然而对我来说,它们都首先属于艺术性范畴,换句话说,思想性和观赏性都隐藏在艺术性之内,都只有通过艺术性才能呈现出来。
在单独谈到市场和“三性”问题之后,让我们再把两者结合起来,试着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个人认为,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市场的需求都是多元化的。有的偏“雅”,有的偏“俗”,有的却要求“雅俗共赏”;有的作品国内走红,而在国际上根本没有竞争力;有的相反,国内反响一般,而在国际上上座率却很高。很显然,最理想的作品是能做到雅俗共赏,国际国内都能走红。我认为杨丽萍的《云南映象》在为数不多的这样的作品中是较突出、较成功的一个代表作。而她最大的成功恰恰不是在思想性,也不是在观赏性方面,而是在相当高的艺术性上,或者正如我前面所讲的较高的艺术性包括了较高的思想性和观赏性。因此,我认为,当今一个编导在创意、选材和结构的精神创作阶段,就应充分兼顾国际国内市场的需求,同时又兼顾雅俗共赏的可能性。这是最理想的,也是最难做到的创作方案。然而,依我看,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单位和团体认识到市场经济和艺术生产规律之间的关系,也会有更多的编导意识到在市场经济新的条件下,市场给他们提出的更高的要求。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编导创作出国内外广大观众真正喜闻乐见的新作品;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舞蹈艺术精品问世;我们期待着中国也能出几个世界着名的舞蹈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