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舞蹈选取的是一个悲剧题材,其创意来自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场景下一个民间流传的爱情故事,编导以他独到的人文关怀从简单的善恶对抗与政治斗争的理念中升华出来,深入到挖掘民族人性本质的层面,从而达到情感上共振同感的目的。在作品技术的表达层面,编导也没有将自己的主体视角仅仅聚焦于戏剧情节的述说,更多地是把戏剧情节转变成刻画人物心理、表达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的背景材料,通过用动作、表演、道具等相关因素来塑造鲜活人物形象,传达人们善良美好被践踏的感受,将美好的事物撕碎了给人看,引发人们的情感良知,达到对善的同情、对恶的鞭笞的目的。
该作品来源于一个典型的写实主义戏剧题材结构,从事情的起因到矛盾的冲突,再到悲剧的发生,最后是死后的向往,呈现出一条完整而又清晰的戏剧情节线路。但是作者并没有按照传统的创编手法,由起因――发展――结果的逻辑来结构整个作品,而是使用类似电影蒙太奇或文学修辞手法,来重新安排作品。如作品开始,出现的手拿镰刀悲痛欲绝的青年男子,在布满了用人塑造的石碑舞台上哭诉的场景,接着女演员从群舞的胯下爬行,展现了一段痛不欲生的独白其后展现了这对青年男女美好爱情的道白,人性的扭曲带来悲剧的发生,最后由尸变人双双表达生死不渝情感……,这些都是在交织相错的过程中进行的,编导拆开了原有故事的因果链条,进行变换角度转换方位的述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们常说舞蹈长于抒情而拙于叙事,这一点在该作品中被打破,不但故事讲得清晰,同时也说得明了,向我们证明了一件事,就是用舞蹈讲故事是可行的,关键是怎么讲怎么说。用有特点、有个性的动作去刻画人物,用有性格的人物来述说情节,这是舞蹈可以做得到的,在这一点上该编导可以说是用舞蹈讲故事的擅长者。
在动作素材的选择上,该舞蹈采用的是东北秧歌,男女双人舞的手绢与群舞的袖头动作(用多余的一节长袖代替手巾花舞蹈),是东北秧歌典型的动态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在该舞蹈中,编导有意识忽略舞蹈素材的原始出处与本来的结构意义,对之进行重新的整合加工,将之置入编导重新设置的作品构架中去。此时的东北秧歌打破了它原有的地域特性与舞种专属性特征,成为一种言情达意的通用话语,其动作功能和意义得到进一步扩展,表达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可以说是民间舞素材资源重新配置的一个典范。
该作品对群舞的安排也别具匠心,它不但是推进剧情矛盾关系展开的背景材料,还是营造喜庆感觉、烘托悲凉气氛的意境制造材料,它的安排不但具有语言性,还有许多复杂多元的象征意义在其中。例如大幕一拉开,当男主角用舞蹈痛不欲生的哭诉时,群舞变成一块块阴森冰冷的石碑伫立在舞台上,为男主人公悲痛欲绝的心境提供了环境;当女主人公从后向前爬行时,他们又变成在胯下摧残压抑妇女的恶势力象征;当恶少迎亲调情时,他们又成为一帮协助作恶的爪牙;当女主人公自尽时,他们又变成灭绝人性的枯井,他们随着剧情发展的需要从物到人之间不停地变换,身份多变,角色也多变,使作品蕴含深层文化寓意,为全作品营造气氛、塑造人物形象调动观众的情感打下了基础,显现了编导家的艺术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