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舞蹈的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果介绍

山西舞蹈的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果介绍

　　山西舞蹈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果。早在原始社会，就有狩猎前后披着兽皮和鸟羽模仿鸟兽动作和劳动之余欢乐作舞的习俗。华夏祖先在农耕的劳作中又创造了击壤歌舞，至今山西临汾尧都区康庄村仍留有“击壤处”的遗址。在开创远古文明的同时也开创了早期的帝王乐舞，《咸池》《大章》《九韶》《夏龠》等成为原始时期礼乐文化的代表。

　　到了奴隶社会，阶级的出现促使了以巫舞为主的祭祀舞蹈的发展，不仅是祭祀，甚至向帝王进谏，也采用巫舞的形式。今山西侯马出土的春秋晚期《侯马盟书》中有举行盟誓祭祀“卜牲”时使用卜占文辞的记载，古老的民俗祭祀礼仪——傩舞也源于此。这一时期，除祭祀乐舞外，宫庭乐舞也曾在山西流传，《六代舞》《六小舞》便是这套宫庭礼仪的乐舞的代表，在侯马出土的陶片舞人和编钟、编磬、甬钟，就默默为我们呈现出了当时的盛景，不仅有专业的舞人，也有了民间女乐和舞伎。后随着礼乐制度的崩溃，民间歌舞在变革的社会中，逐渐兴盛起来，《诗经》中《唐风》、《魏风》记录了当时在山西的民间歌舞，此时的舞蹈已经不再是即兴性的击节或复踏，而是将诗、乐、舞有机结合在一起。

　　秦汉时期，山西的民间歌舞有了较大的发展。晋北浑源出土的西汉彩绘、陶壶舞人，晋西出土的汉画石像《驾鱼图》《龙图》，晋中榆社出土的石棺上的高跷舞，晋南运城汉墓中出土的“百戏楼”等，都可觅到山西舞蹈的足迹。而汉代的山西舞蹈也融入了百戏和杂技等，使舞蹈与技艺相结合，技艺也成为舞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使兄弟民族和外国乐舞大量传入中原，在大同云冈石窟千姿百态的石雕舞伎中，有其生动的体现。同时，沁县出土的北魏石雕佛龛、大同出土的北魏石雕柱础，寿阳出土的北齐陶舞俑，从服饰、面部表情、舞姿上都反映出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特征。另外，由纪念诸葛亮而演变来的舞蹈《顶灯》流布到民间，至今仍在山西武乡县流传。

　　隋唐是山西舞蹈的鼎盛时期，《剑舞》《六么》《梁州》《踏摇娘》《傀儡戏》《泼寒胡戏》还有吸取了河东民间歌舞创作而成的《秦王破阵乐》等舞蹈在山西广为流传，其中《破阵乐舞》的舞蹈构图也成为山西舞蹈中不可或缺的“常用队形图案”。此时花鼓、阵舞、巫舞也在民间流传，尤晋南花鼓流传广泛。由武则天(今山西文水县人)创编的“字”舞《圣寿宴》，影响着山西舞蹈迄今仍有沿旧习摆字的习惯，现高平县一带流传的《九莲灯》便是一例。今浮山县天圣宫有唐武德二年建的八角石柱，刻有一舞伎扬臂踏足轻歌曼舞，平顺大云院的五代乐伎壁画和高平石佛寺的乐伎雕塑都是这一时期的典型。在这些壁画和雕塑中无不体现出唐代山西民间舞蹈的盛况。

　　宋、金、元时期，是山西舞蹈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上承周汉隋唐歌舞的遗风，下启明清戏曲之隆盛。山西高平县发现一处金代乐舞杂剧石刻图中反映出“队舞”向戏曲演变的初始。在晋南、晋东南出现了固定舞楼，尤其是平阳(今临汾)的戏剧活动，遍及城乡，并成为了全国戏剧活动中心，由此山西也享有“中国戏曲摇篮”之誉。此时的队舞逐渐向戏曲转变，武术与舞蹈也有机结合在一起，如《抬阁》、《霸王鞭》、《剑舞》、《刀舞》、《背棍》等。元杂剧与舞蹈也密切结合，而以歌舞演故事，则成为这一时期舞蹈的重要特征。山西各地民间艺术活动更为丰富多彩，组成“舞队”闹红火，俗称“社火”。盛行于宋、金、元时期的迓鼓，在山西阳泉尚保留两种类型，一为文迓鼓、一为武迓鼓。白店村的金代墓莽中出现了许多关于民间社火活动的砖雕，其中一块砖雕与现在的白店秧歌颇为相似。

　　明清时期山西舞蹈显现出多姿多彩的景象。山西舞蹈有的向戏曲方向发展，有的转化成为地方歌舞小戏，仍在民间流传的有左权小戏、汾孝秧歌、踢鼓子秧歌等，而更多的则是保持着原貌，敬祭神灵，祛瘟避邪，驱灾免祸，寄托祝愿和年节自娱的礼仪。从明万历年间手抄本《周乐星图》可知，上党地区民间的迎神赛社活动就是乐舞与戏剧相间表演。平阳地区的演春、迎春、试灯、踏歌等习俗活动中，也是台下的“秧歌”、“竹马”与台上“昆曲”、“乱弹”争芳斗妍，相迎成趣。从全省现存的二百多种民间舞蹈形式来看，绝大多数的历史都可追溯到明清时期，在晚清以后，民间歌舞曾遭官府明令禁止，朔县、临漪、洪洞、高平等县志中均有禁歌舞记载。

　　辛亥革命以后，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山西舞蹈出现了反封建反压迫的正义斗争，《共和军》《打麻将》《补二婚》《妓女告状》等节目，也相继产生。

　　抗日战争时期，秧歌这一土生土长的民间艺术发挥着它的民众作用。1941年元宵之际晋察冀边区在统一部署下，村村秧歌队都演出了以“反内战、反投降”为中心的秧歌舞，据1944年的《解放日报》报道：根据地每150人就有一个秧歌队，太岳区22个县，有秧歌队2200多个，另据统计，仅临县南二区招贤镇一带就有50多个秧歌班子，并有一支500人参加的大型秧歌队伍。离石、碛口一带每村都有一个秧歌队，晋绥边区有的县还出现了老年秧歌队。由于秧歌队的迅速发展，在客观上形成一个文化大众化的局面。1943年冬，左权县的皇甫束玉等文艺工作者对民间歌舞“小花戏”从内容到形式进行了改革。此外胜利腰鼓、翻身花鼓、旱船、小车、高跷、高抬等山西舞蹈都以新的姿态，新的面貌活跃在宣传，抗日战争，实行减租减息，实行土地革命，号召参军支前，欢庆胜利等各个场面，为山西的革命事业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山西先后举行了五次全省民间艺术观摩演出，共演节目一百二十多个，其中原平《凤秧歌》、《过大年》、踢鼓秧歌《落帽》、晋南花鼓、左权小花戏《卖扁食》及晋东南的《花灯舞》、五台县的《五女观灯》等优秀节目曾参加全国民间艺术汇演并获奖项。建国后山西灯舞也较为盛行，灯舞名目繁多：九莲灯、七巧灯、花篮灯、鲤鱼灯等共29种。锣鼓舞也是山西舞蹈中常用的一种形式，一曲绛州鼓乐改编的《秦王点兵》自1988年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后，在国内引起轰动，首届民间艺术节，山西锣鼓列金榜，十一届亚运会上威风锣鼓展现了华夏文化的风采。

　　《黄河儿女情》《黄河一方土》到《黄河水长流》使山西的民间歌舞创作进入了一个全面繁荣和成就卓越的时期。山西歌舞强大的生命力和异乎寻常的魅力引发了民族风情舞的创作热潮，扭转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个时间段中国歌舞艺术发展的方向。在这一时期，也涌现了大量的同类风格作品，如《小二黑结婚》《开花调》《复活》《筑路哥哥》《骡驮轿》《山韵》等。

　　在八十年代统计，山西舞蹈形式最多的是运城县，有32种;从地区范围来看，雁北地区46种，忻州60种、晋北地区40种，吕梁地区36种，晋东南地区51种，临汾地区51种，运城地区95种，呈现出由北向南逐渐增多的格局。全省共有民间舞蹈234种，其表演形式大至分为九类：秧歌类、锣鼓类、彩灯类、车船类、花鸟类、拟兽类、武技类、神鬼类和其他类。活动时间一般是在传统节日及各种庙会期间，在每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前后，更是各种民间舞蹈集中表演的时节，无论是城镇、乡村都要张灯结彩闹“红火”，除此而外，有的地方在生孩子、做满月、娶媳妇、嫁闺女、盖新房、搬新家或求医、治病、丧葬、祭祖时也伴以相应的舞蹈活动。

　　山西舞蹈历经千年万载，镌刻着山西从原古到现代发展的历程，反映着三晋地域的风土人情，体现着各个时期人们的衣、食、住、行状况，是山西历史的活化石，社会发展的缩影。山西舞蹈所凝聚着的民族精神和顽强的生命力，所表现出的民族生命的盎然情调，致使它千百年来在人民中流传、发展、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