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从小区深处走来,踩着清爽的步子,我猜她一定是杨子。迪诺·里西说,闻香识女人。舞者也一样,他们身上有一种独特的可以识别的气息。采访之前,我只知道杨子是一个国标舞痴,所谓“舞痴”,就是对舞的迷恋达到要舞不要命的程度。走进她的家门,我所看到的不是镜子墙,不是耀眼的奖杯,而是随处摆放的小说和诗集。我意识到,在这场探访之旅中,身体的舞蹈并不是唯一的主题。杨子告诉我,她的灵魂属于舞蹈,而一支笔和一双舞鞋就是舞蹈的全部。
国标舞 用身体唱歌
“杨子,你的身体不好,得想办法锻炼一下,要不你跟我去跳舞吧?”这句话是杨子的闺密说的,说话的时间是1998年。杨子第一次来到大众舞厅,舞池里的灯光有些晃眼,她看到一个俊美的男子独自在舞池旋转,那是她从未见过的舞蹈。这个男子就是柳洋,杨子不认识他,也不知道这就是国标舞,甚至无从预感这个没有搭档的舞者,将在后来的人生中成为自己唯一的“铁搭档”。
柳洋的家和工作都在石嘴山,为了寻找一个合适的舞伴,每周末他都会来银川练舞。从外型和气质上,杨子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可是杨子不会跳舞。柳洋带杨子找到了宁夏的国标舞“老大”范建国,开始与国标舞的“亲密接触”。
在工作中,杨子是个极要强的女子,每年优秀团干部、先进工作者、优秀工会干部的花名册上,都少不了杨子的名字。而对于这个让她愈发如痴如醉的国标舞,杨子说:“既然热爱,就要做好。”
她把所有闲余的时间,全部投入在了练舞上,每次练舞结束后,杨子都累得几乎走不到家门口。而柳洋,干脆辞掉工作,来银川做起了服装生意,这样,他们练舞的时间变得丰富起来。
半年后,在北方八省国标舞锦标赛上,杨子和柳洋取得了舞蹈生涯的第一个奖杯。“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事情,老师鼓励我们到赛场上面去感受,我也只是想去长长见识。”杨子在回忆的时候,露出了美丽的微笑。
在一场场无比华丽的赛场上,杨子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同时,她也陷入到另一场挣扎之中。这是一种“奢侈”的舞蹈,时尚的行头和参赛差旅费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常常是捧着奖杯回到家,口袋里却翻不出钞票来。此时正值学龄的儿子,更是家里的“消费主力”。“他是一个极有天赋的孩子,我给他报了很多学习班,计算机、电子琴、钢琴、绘画等等。我带他去学习的时候,常常是背着琴又背着他。”儿子的聪明让她即高兴,又有压力——她和爱人的工资几乎“养不起”她和儿子的爱好。
柳洋走了,去了内地国标舞的前沿城市——深圳,他告诉杨子,深圳有土壤,也有市场,国标舞可以养活他。柳洋去深圳的港龙国标舞中心应聘教员,在试课现场上,老板认可他的技术,当即拍板签约。做一个职业舞者,这是杨子没有想过的事,一堂课300元-800元的收入,让杨子动摇了,她想改变这种紧巴巴的生活,她想让儿子受最好的教育,同时也不想放弃自己的舞蹈梦想。
“我可以去吗?”杨子这样问爱人,也问自己。在一番沉重的权衡之后,杨子得到爱人的支持,她带着自己的梦想和家人的祝福,独自来到了深圳。那个季节,街上到处都放着一首叫《流浪的红舞鞋》的歌,那一年是2001年。
在深圳的日子里,杨子除了教舞就是跳舞,她无时无刻不牵挂着爱人和儿子,在她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好好赚钱。每隔半年,杨子就回银川和家人团聚一次,而每次分别都让她有种难以割舍的痛。“愧于家庭,也为了家庭,这是我去深圳那些年的最大感触。”杨子说。
2005年是杨子国标舞事业发展的巅峰,出乎圈内朋友的意料,她选择暂别舞台,回到银川。因为,杨子是一个母亲,考大学对儿子来说非常重要,对杨子来说也同样重要。说暂别,就意味着杨子还会回到深圳,还会继续她的梦想。人生总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缺憾,杨子也一样。